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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人生理想、人生目标得以实现的欢愉,是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强烈深刻的快乐。虽然,每个人经历不同、追求不同,对幸福的体悟、评价也不同，但是,无论谁的人生,都会有过数量不等的幸福体验，都会有过最幸福的时刻。在我过往人生经历中,令我刻骨铭心的最幸福时刻,是1979年9月10日——当我接到厦门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录取通知书的那一时刻。

当时,我是松溪县一所公社中学(旧县中学)的年轻教师参加高考,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征询了几位高师的指点,从最有把握考虑,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厦门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8月中下旬,全县本科线上的30多位考生,大多数已经接到录取通知书,而我到9月上旬都渺无音信。这让我心焦到睡不香吃不甜,胡思乱想的猜测:可能政审没有通过吧?可能是公社中学缺少教员不让录取吧？可能是我原本是教师没有填报师范类大学而惩罚我吧?我的心境也从获知高考取得好成绩的兴奋与喜悦又逐渐消沉到冰点。我所任教的中学也认为我不被录取,给我安排了初一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任务还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并通知我于9月10日星期一到校开学上课。我居住地到旧县中学要经过县城。我母亲看我情绪如此低落,便叫我的老伴(当时她在一个小山村当民办教师)陪同我一起骑自行车去,先到教育局探个究竟,也好有个伴,聊补我一路上的孤独与惆怅。因为我要赶去旧县中学上三、四两节课,到了县城,便让我的老伴上教育局去问问罢了,感觉可能性不大，我则带着忧郁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旧县中学。

 

 

人世间,哭与笑有时就发生在同一时刻。当我低着头推着自行车刚跨上旧县中学一条延展至一栋两层八间的教学楼、一排简易师生宿舍和一片千平方米的操场的鹅卵石路面时(学校的大门,围墙都还没建成),迎面走来的体育老师急切地告诉我,“你已被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傅老师代你收着呢!”刚才还垂头丧气的我,瞬间懵了……但极速地就反映了过来。我把自行车推向教学楼的墙边,兴奋的脚步“蹬、蹬、蹬”,就到了二楼的办公室,从傅老师手中接过白纸黑字右下角盖着鲜红的厦门大学印章的录取通知书,仿佛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在欢快地跳动,喜悦如潮水般涌上心来。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能像往日一样安静地坐在备课桌前,谢过几位同事老师的祝贺,我脚下好像生了风,走得又快又有劲,站立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放眼望去,田野上荡漾的绿波频频地向我招手喝彩;汩汩流淌的松溪河欢快地为我歌唱;远处那连绵起伏的群山也好像为我亢奋地起舞。天空是湛蓝的,微风轻拂着大地,笑响人间的九月天,整个世界都亮了起来。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快乐,多么的幸福啊!不一会,我的老伴也从县城教育局挂来了电话,告诉我她才走到教育局的门口就获得了同样的好消息。接过电话后,我的过于亢奋以致有些失态的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虽然,我人生中这最幸福的时刻是短暂的,但 为了这一时刻的体验而付出的艰苦努力的岁月却是漫长的,也是值得的、终生难忘的。 1964年,我小学毕业。经过全县小学升初中的统一考试后,全班同学几乎都收到松溪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我则被漏下。为此,我茫然不知所措,不吃不喝哭了好几天。一个才满12岁的少年,没了书读要干什么呢?母亲忧心忡忡地陪同我向平时最关心我并参加评卷的算术老师了解我的考试情况。他说: “廷芳是答对这次全县算术考试最后一道加分题的三个考生之一,他不会是分数的原因不被录取。”他只是含蓄地告诉我们不是我考试不好,好象另有隐情不便对着一个孩子说出没有录取的原因。虽然,我父亲1960年被冤枉开除出干部队伍,我早已尝识了“忧愁”的味道。但那毕竟是大人的事,而这次是切切实实痛在自己的心里,还觉得跌股不好意思见人,整个暑假,常常独自伤心落泪。

预想不到的是,到了快要开学的时候,我也接到了松溪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这迟到了一个月的好消息,在我的人生历程中, 第一次把破涕为笑演绎得淋漓尽至。开学后，班主任说: “你是既不幸又幸运的备取生”。

说我不幸,是说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正取,而我是少数的备取之一。如果备而不取,我小小的年纪将终止接受教育的权力,我将面对的无疑是愚盲的人生,更何谈有能力参加高考,被厦门大学录取,在当年被称之为天之骄子!人生的幸与不幸,有时就如同“反掌”的一瞬间。

说我幸运,是当年国民经济处在最困难时期,一些正取的学生因交不起学费或家中缺少劳动力而放弃升学,备取生才有转正的机会。我所在的初一（1）班共4位备取转正取的同学,都是家庭成分不好并在历史上有重大政治问题或有现行的政治问题.我是中中农成分,不属于前者,而属于“有现行政治问题”的后者。

如果说,我们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是时运最为不济的一代人(当他们在长身体的时候，国家遭受罕见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在最为困难的时期;当他们需要上学校长知识的时候,他们却没有了书读上山下乡;当他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之时,国家实行最为严历的计划生育政策;当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虽然迎来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但他们则为经济体制转型升级纷纷下岗待业转行,作出牺牲和奉献),那么,这一代人中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又是最为自卑自馁、最为倒霉的人。我从1964年夏天上松溪中学到1966年5月近二年时间里,最让我难受和揪心的就是填写各式各样的表格,如入学登记表,期末鉴定表,入团摸底审查表,参加地区的乒乓球比赛也要填写一张表。只要有填表,表格上必定有一栏“家庭出身”或“家庭成份”,表格后面必注“不得隐瞒,如实填写”之类的令我这样家庭情况的人毛孔悚然的说明。家庭成份好的同学填写诸如此类的表格很得意很愉快。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学虽然不得意但也很轻快,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一切听天由命,担任班干部、加入团组织一般也轮不到成份不好的人。最难受最难下笔的就是我这种人。家庭成份是中中农,所谓的“现行政治问题”又是冤枉的,要翻案申辩比登天还难。不填上,那时都年轻无知的“左”得叮当响的人,立刻就会批评你隐瞒家庭历史,甚至诬你为不老实的“黑五类”;不得已而填上又心有不甘。有时心里想，我宁愿是明明白白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也可主动表现，接受党团组织考验，争取一个改造好的表现好的可团结的＂地富反坏右＂子女；也不要我这冤枉的现行政治问题的家庭出身，因为我不想也不能去做违背事实和良心的＂背叛＂和表现。每次填表,我总是左右为难,犹豫不决,拖拖拉拉,躲躲闪闪,心想，不填上或许侥幸入个团或顺利参加地区的乒乓球比赛;如填上,应有的权力就可能被剥夺了。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我最犯愁的,最担忧的还是填上了将来会影响我初中毕业升高中、高中毕业升大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幼稚,其实填与不填都一个样,“左”派的同学早已掌握在手,只是折磨你,又美其名曰“考验你”。

 

 

“文革”的开始,虽然不再要填写那么多的表格,但我却因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给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横批竖斗”,摧残着一个少年的心灵。1968年上山下乡,大家都没了书读,我的心情倒轻松一阵子,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论成份好坏,大家都公平。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敢问哪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没有背负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受到应有的人格尊重,得到平等的公民权力呢?我参加了1973年、1974年的两次“工农兵学员”的推荐考试选拔,我渴望上大学,但因家庭的“现行政治问题”,上大学根本就不可能,又如我小学升初中一样,在我表叔家哭泣了一天一夜,当时的教育局长看我年少执着,把我勉强作为建阳师范(中专)的“备取生”(此事还招致一张攻击我有家庭历史问题怎能是建阳师范的“备取生”的街头匿名大字报)。同样,因为正取生中的一些“知青”又得到返城安排的工作的机会,我这个“备取生”才又补录到建阳师范。我父亲的这个不实的冤枉的现行的政治问题,决定了我从12岁开始,在接受教育,求学求知的道路上就这么跌跌撞撞,时喜时忧,走得非常的艰难。上大学,对我来说,那是遥不可及的事。

人没有泯灭所有的期待是不会说再见的。“文革”的结束,科学春天的到来,我父亲“现行政治问题”的平反,成份论的废止,又撩起我的大学梦。但一想到自己仅有初中二年级的数学底子(我在建阳师范分在文科班),又“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本不可能现在变为可能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我能不跃跃欲试吗?我横下决心,又开始了边教学边自学的艰苦人生旅程。虽然不是“悬梁刺股、卧薪尝胆,冬寒抱冰、夏热握火”的学习,但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确实做到了“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自学与背课上”;虽然不是“囊萤映雪,凿壁偷光”的学习与工作,但那时条件还很艰苦,几乎是每天晚上抱着一盏煤油灯学习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要用很长的时间清洗被煤烟熏黑的两个鼻孔……终于实现了我的大学梦。